林鑫:你根本导演不了生活 只能是记录者(图)

更新时间:2021-06-20 05:36:32 作者:范荣翘 阅读:58

一个上下班打卡、按部就班生活的银行普通职员,把镜头对准了他的23位中学同学:一个男同学刚从监狱里放出来;一个女同学嫁了有钱人,每天无聊地在家养仓鼠、打牌;一个当上了银行行长,一个中午跑了三场饭局;一个当上了哲学系教授,却“特别相信周易”;对生活最满意的,竟然是每月赚400元的当清洁工的同学……他说,这就是生活——

你导演不了生活

林鑫讨厌自己“纪录片导演”的头衔,尽管这个中年男人蓄着导演招牌式的络腮胡子,还带着一副徐志摩式的圆圆的眼镜。

“这是很荒谬的,你根本导演不了生活。”他语调温吞,“你只是生活的记录者,只能臣服于生活的逻辑。”

在此之前,他的作品《同学》刚刚获得第6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的评委会奖。在这个中国最重要的独立纪录片电影节上,日本导演内藤雅行评价说,这是一部“描写生存本质的电影”、“虽然我听不懂他们讲话,但我还是流了泪。”

林鑫在这部长达3个小时的纪录片里,拍摄了自己23位中学同学的中年生活:一个男同学做了大巴司机,刚被从监狱里放出来,虽然装出一副乐观的样子,心里却已经打定主意“再有问题就不活了”;一个女同学嫁给了有钱人,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家里养仓鼠、打牌,面对镜头总是很困惑地问“这么无聊的生活有啥好拍的”;另一位男同学当上了一所高校的领导,一位下属在他面前拍胸脯保证“我一定跟哥好好干”。

因为“臣服于生活的逻辑”,林鑫对电影几乎没有做任何炫耀技巧的剪辑。整部影片如同社会调查表格一样严谨、工整,甚至有些笨拙。他对每一位被拍摄者都严格地跟拍一天,镜头也完全按照拍摄时间来剪辑,甚至,从一个一个的拍摄对象的服装上,人们竟然看得出来拍摄过程依次经历的四季变换。这让北京电影学院的张献民教授忍不住抱怨:“林鑫交给同学们的话语权太大了,缺少了一个作者应有的主观。”

面对批评,林鑫依然坚持,面对非常宏大的生活,他没有什么“创造的余地”。“生活的编剧比我强大太多了,我只能老老实实地把一切记录下来。”林鑫说。

这个男人对于自己选择的东西出奇的固执。面对别人对作品的批评意见,他总是“虚心接受,死不悔改”。甚至,当单位领导希望他剃掉自己留了20年的络腮胡子时,他对领导说:“我可以每月划出一部分工资用来罚款,但胡子坚决不剃。”

事实上,即使离开了纪录片,这位年过半百的中年人也同样“臣服于生活”。

他的父亲从江苏迁来陕西铜川“支援大西北”,当上了一名煤矿工人。尽管已经在这里生活了50年,林鑫却依然固执地保留着江苏口音,并且坚持自己是个“外地人”。

他总觉得这个西北小城给了他太多的痛苦和无奈:高中毕业后高考落榜,没能进入美术学院,只能招工进入银行,成为一名小职员;工作后,因为岳父岳母不同意,他和妻子私奔旅行结婚,但自己的父母却在自己回来没多久后相继去世,让他倍加自责。

可生活却在另一方面推着他一步步前行。他跟随当地的老师学习绘画,又成立了画会,30岁的时候,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。40岁的时候,因为“诗句不断从内心涌出”,他又迈入诗歌的世界,出版了个人诗集。

在很多人的眼中,林鑫的画和诗都是生涩的。但当他“在内心的驱动下”举起摄像机,投入了纪录片的世界时,一切都不一样了。这个曾经的“艺术家”也发现,自己不再专注于主观的冥想,而更倾向于关注现实的生活。

几年的时间里,林鑫拍过铜川的一座瓷窑古镇,拍过父亲工作的煤矿,第三部作品,他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毕业后再没联系的中学同学。

他开始像“滚雪球”一样搜集同学们的联系方式。每找到一个同学的电话,他就找准假期打过去,要求立即登门拜访。等到踏入同学的家门,还没坐下,他就忙着摆设备,布话筒。面对错愕的同学,他总是微微一笑:“咱们都这么大年龄了,一生也没指望了,不如把自己的生活记录下来,等到后人想知道的时候还有得看。”

慢慢地,这些同学就会卸下心防,开始向久未见面的林鑫倾诉内心。

有时候,这些语言让人啼笑皆非:一位当上了银行行长的同学,一个中午跑了三场饭局,觥筹交错间满脸的春风得意,末了还希望林鑫能把拍摄的素材带给他复制一份,作为“辉煌岁月的记录”。

“刚工作那会儿,一个月的工资是三十四块五,现在当行长一年十几万,还在西安买了房。”这位行长在一番忆苦思甜后,总结道,“工资就是衡量一个人的工作价值,这市场经济,就是这样。”

还有一位女同学在一所大学的哲学系里当教授,她在镜头前回忆了自己的奋斗史,忽然话锋一转:“人嘛,还是要信仰一点实惠的,对不对?我特别相信周易。”

总有人好奇,为什么林鑫能让其他人在镜头前无所顾忌?林鑫自己也不明白。每当他表明自己不是记者时,周围的人就放松了警惕。他只能猜测:也许因为自己和他们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,让他们觉得没有威胁,或者,“也许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纪录片吧”。

在这23位同学中,最打动林鑫的,是一位做清洁工的女同学。尽管每天早上3点钟起床上班,风雨无阻,并且每个月只有400元的收入,但这对夫妻却在影片中对生活表现出最明确的满意:“等娃一毕业,顾住自己,俺两个人一退休……反正我觉得挺满意的。”

一句话,让这个曾经“自以为是的艺术家”惊觉,原来每一个个体的生命,都有自身的尊严,“只有我们解除所谓知识的武装,俯下身去,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生命中沉重的呼吸”。

当然,这位曾经的“艺术家”也不会忘记自己的“文艺情结”。在影片的一开始,他就拍摄了一位自己最要好的男同学。这位男生从十一二岁开始就立志当作家,他写了60万字的小说,却没有出版社愿意发表。为了维持生计,他甚至一度需要在路边摆地摊卖鞋。最后,他终于放弃了作家梦,改行开了一家数码彩扩店。他不再经济拮据,却不愿再谈起文学。

“就像一个登山家,在爬到8000米的时候被雪崩埋葬了。”这位年近50岁的同学用艰涩的语言讲完,在镜头前叹了口气。

“人的理想就这样在现实中被葬送掉了。”这一幕让林鑫唏嘘不已。

在纪录片的“圈子”里,很多人都觉得林鑫是一个乐于倾谈的人。纪录片导演王浩记得,初次见面,林鑫就兴致勃勃地讲述他的作品、人生,话语“如河流一般奔泻而出”,讲到兴奋处,他还会手舞足蹈,“笑得像个小孩子一样”。

“你平常也这么爱讲话吗?”有人问他。林鑫回过头,笑容渐渐淡去:“我平常几乎不讲话。”

日常生活里,他是一家银行的职员,每日按时刷卡上下班,干些起草文件、支付现金之类的琐碎杂事。办公室里的两位同事,一个是“小头目”,另一个不会用电脑,只剩下他一个人“逆来顺受”。他常常安慰自己:“像卡夫卡那样的人,和我干的是一样的工作,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?”

林鑫从不讳言自己与同事的格格不入:“别人感兴趣的,我没兴趣。”事实上,上班时间里,他总是沉默寡言。只有在每天做完广播体操走回办公室的路上,他才会和一位同事简单地讲上几句话。

而他在单位唯一的朋友,是一位已经当上官的“文艺青年”。林鑫说,他们见面连招呼都不打,但两个人都知道,“我们是哥们儿”。

两年的拍摄、剪辑完成后,林鑫的《同学》并没有公开发行。人们只能在一些展映活动上看到这个片子,除了获奖所拿到的几千元奖金,他也没有凭借纪录片获得任何收入。

“我不在乎这些,因为我有谋生的手段。”只有在这个时候,林鑫谈起自己的工作时才是开心的,“好多人讲回报讲效益,但纪录片是个例外,我喜欢这样。”

每天下班后,他都窝在自己的家里。他把最大的卧室装修成了画室,而在他的客厅里,摞着几千片四处淘来的纪录片和古典音乐的光盘,他喜欢美国纪录片《灰熊人》,因为充满了“生活的张力”;而在听着《哥德堡变奏曲》时,他说,自己的面前会浮现出一轮“亘古而现代的太阳”。

到了节假日,他就会背起器材行走在铜川的街道上,准备拍摄自己的下一部纪录片。他依旧蓄着络腮胡子,带着像瓶底一样圆圆的眼镜,与周围的人群显得格格不入。

他说,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光。

记者 付雁南

扩展阅读

欢迎留言: